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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1026 写道
呵呵，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样思维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的问题。
我觉得它不过是呼唤一种社会意识而已。 对别人负责不等于要牺牲自己。 这两个好像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
夸大任何一面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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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1026 写道uncutstone 写道完全自私的人，就是一粒粒外壳坚硬的沙子，团结不起来，再多的人在一起也就是一盘散沙。
别人以私利结合，结党营私， 虽然人少，却力量强大。
所以，没有公德心，你们这些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们就等着被人掠夺吧。 呵呵。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立，只能说明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劣根性。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民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如此。
我说这些话，不是针对任何发言人。 实在是看了几本书，考虑一些事，有所郁结。
唉，在完全竞争市场里的企业都可以团结，为什么自私的人就不可以？问题在于市场不够透明，不够完全自由，而不是在于人的本性如何。
自由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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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中国人真的太缺乏社会意识，是一个适合专制生长的土壤。没有社会意识，民主根本就是扯淡。没有社会责任意识，就没有资格获得这种政治权力，就等着被专制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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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自私的人，就是一粒粒外壳坚硬的沙子，团结不起来，再多的人在一起也就是一盘散沙。
别人以私利结合，结党营私， 虽然人少，却力量强大。
所以，没有公德心，你们这些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们就等着被人掠夺吧。 呵呵。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立，只能说明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劣根性。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民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如此。
我说这些话，不是针对任何发言人。 实在是看了几本书，考虑一些事，有所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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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观点：要民主，首先，就要批判“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 正是这个思想，是民主的大敌。 民主，就是要“与天，与地，与人，和谐相处”。 要斗，就要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斗。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思想，总是强调阶级斗争，总是要找一个被专政的阶级，找一个被压迫的阶级。 这绝对是和民主政治对立的思想。不能根除这样的观念的影响，民主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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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这话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 和人的自私性一点也不矛盾。天下都坏了，何处安身。所以人为了自己，要为自己奋斗，也要为天下奋斗，为谋求适合人生存、生活的周围环境奋斗。为天下，就是为自己。
例如说吧，贪污腐败，这是天下事。每个人都明哲保身，失望了，冷漠了，害怕了，难道贪污的人会自动发善心吗？ 所以，天下事，还是需要天下人自己去争取，去相互鼓励，去相互搀扶。
最近看了〈中国农民调查〉，〈走向共和〉， 中国的民主进程，没有天下人去推动，我看是没戏。
不过，这个台湾校长的这篇长篇大论的说理方式实在不敢苟同。 我不知道他是想说服大家相信“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呢，还是表面这么说，却用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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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胡适后来也主张写无格，无律，无韵的惠特曼体的自由诗，22这是受当时纽约大环境的影响，虽圣贤不能免也，但是胡适对新诗的创作，后来被诗评家叫作“胡适之体”的新诗，却永远摆脱不了清新婉约，欲说还休的，旧诗词的老套路。23
比他晚出，却终于抢走了他新诗桂冠的郭沫若，就不是这样了。
“我要爆了”的郭沫若
当诗学革命在中国的都市里，已形成燎原之势的时候，郭沫若（1892～1978）原在日本学医，但是他诗才大于医才，他那浪漫的天性，也使他对护士的兴趣，远大于对病人的兴趣。根据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以及郭老其后一生在私生活上的表现，他对性和情的火热追求，虽耄耋而不衰。因此诗才洋溢，而又情性火热的青年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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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模式的格律定型（“格”是诗词文字上的排列组合；“律”则在文字的排列组合的“规律”之外，还包括“声律”和“韵律”），本是一种全民族的智慧结晶，也为全民族所喜爱，包括今日能读通中国文字的所有的新诗人在内，可说是没一个例外。眼看世纪末的现象，我们今日更可断定，这种诗词回潮，在21世纪之初，可能还会有个更大的回光反照呢。
但是在20世纪的年初，大家都会写几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诗词”却是个最反动的“封建残余”，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此由一个留学归来，中西之学俱粹，而意气风发的胡适，在首都的北京大学，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旧诗词就变成烂遗老的破鞋了。鞋上细菌乱爬，新人物谁也不想，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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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新诗的发展，还抵不上徐志摩（1896～1931）一个人的成就。”胡先生是一位极其看重私人友情的人。他的北大学生吴相湘先生，就时常当面取笑他有“安徽，北大，哥伦比亚”的情结。3所以胡氏当年向我所说的这句话，我也觉得那是他老人家念旧情结使然，而不以为然，也就耳边风的过去了。可是另外一个四十年（1957～1997）如今又过去了。今日回想四十年前胡适对新诗发展的评语，不免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体验。胡适那句话，是否只是出于他对一位亲密亡友悼念的情结，而是有若干成分的真理存乎其间呢？关于这点，我个人今日反而有点茫然了。我们今日如试一回溯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那些“学衡派”的守旧学人，可以丢开不谈，纵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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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走向共和》，深受震撼。 今天读到唐德刚的文章
《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
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史学工作者，数十年来，我个人在大学课室里和个人的著作里，总坚持一项信念：我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也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转型史”，所谓转型者，便是由一个既有的固定型态，“转”向另外一个新的型态。这项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型，在我国三千年来的历史上，一共只转过两次。第一次是从西周时代的高级封建制，通过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直至秦国的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实行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秦亡之后，再经汉朝的武帝，昭帝，宣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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